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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释志南《 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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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释志南《 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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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南和尚的《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意思其实就是：乘小船沿溪水而来，我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 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杨柳枝随风荡漾，不觉有一丝儿寒意。 在《宋诗纪事》中，志南僧就留有这麼一首诗，且还没有实质性的题目，只是借诗的形式题了一个不关意旨的诗题。然而就是这一首诗才使后人知其名，尤其是诗的后两句写二月天的轻柔凉美，生动而活脱，遂成为千古名句。 诗写的是二月天里的真切感受。苍拙古木林中，於岸边树阴之处停下小船，系上缆绳，然后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开篇，似乎气氛有些阴郁。古木浓阴，置身其中，四围不免充溢颓腐之气，还会使人想起有古木便会有悲鸟，「悲鸟号古木」，似乎已经是定势了的一种意象组合。然而诗僧却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阴中」，点到为止，化腐朽为神奇，不偏不倚地撑出一只小船来，且不紧不慢，停停当当地系在岸边，悠悠之中，很有方寸。虽不是「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储光羲《钓鱼湾》）般的旖旎与幽丽，但却也别有一种清凉幽静的美感，系舟后，诗僧拄著藜杖，踏上小桥，奔桥东而去，古木斑驳，水流汩汩，似乎能听到诗僧拄藜杖系板桥的笃笃之声；身影萧疏，一步步，隐入了桥东那另一个世界里。「杖藜」即为拐杖。宋代秦观《宁浦书事》诗之五曾有「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句，将杖藜和自身来了一个意识的平等，互为依托。
志南此诗更绝，杖藜在他意识中已远没有了「我扶」之作用，也没有「互扶」之作用，倒是反过来了，是「杖藜扶我」，诗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的杖藜，这是怎麼回事？实际上，志南此说才正和常道。在平常人看来，拐杖是人扶著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为拐杖，如没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须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过桥东」了。禅者的观物方式，表面看去有悖逻辑和常理，但正是这种反常，才构成了神诗的奇趣，最终又归合常道。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过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层，更有曲折之感。这就是禅家所说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意蕴与真谛。 在带著节奏的「笃笃」声中，杖藜扶著诗僧从桥西来到了桥东。桥东桥西，似乎给人两个世界之感，那边还是古木垂垂，浓阴郁郁，而这边却是杏花春雨，杨柳和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两句是说在二月天里，沾人衣服直要潮湿的，是那杏花开时常下的杏花雨；吹人脸面而不觉寒冷的，是那杨柳树中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是指清明时节杏花盛开，细雨润泽的景象。「欲湿」是似湿未湿，欲扰犹湿，湿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正是杏花雨带给人轻梦一般的惬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丝依依，轻柔和煦，吹在脸上凉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风，真正构成了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烟杏花，如线杨柳；感如酥细雨，如丝和风，也正如蝉翼纱幕之后，欣赏明眸流睇之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感情。 宋人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能为其诗作跋，在当时实属不易，於此也可看出志南诗在当时的影响。朱熹以这首〈绝句〉为例，说其诗「无蔬气」。宋人论僧诗，「无蔬笋气」似乎是最高境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云：「东
坡言僧诗要无蔬气，固诗人龟鉴。」就是说僧诗要具清拨之韵，有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看来志南此诗颇合标准，才赢得凡事讲究标准的朱熹的称赞。 实际上，有无「蔬笋气」并不见得是论僧诗的最高标准。僧也罢，俗也罢，在诗之真谛上并没有截然界限，「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八八引法国白瑞蒙《诗醇》语）志南此诗被人称赏，主要还是於平常景物中写出了一种诗趣，或是禅趣。那种桥东桥西的不同境界，那种「枝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种杏花雨、杨柳风的柔美清丽，既是平常的，又是满含诗味的。诚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平常非即惯常。譬如人莫不饮食，而知味者则鲜。凝神忘我而自觉，则未忘我也；及事过境迁，亡逋莫追，勉强揣摹，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语道穷，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言」，取得不同的审美收获。成佛成魔一念间，志南留下一首好诗，正是他桥东到桥西知其然而然的缘故。
花雨庭
志南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赏析 赏析 【赏析】
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可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健。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宋人赵与□《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激赏其诗，所使用的标准是有无“蔬笋气”，实际上是宋代诗学理论探讨的问题之一。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说：“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命题。他评唐代司空图“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二句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书司空图诗》)便明确表现了这一倾向。他的对僧诗蔬笋气的反对，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赞同。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考察蔬笋气的内涵，大约是指感情的枯寂，境界的寒俭之类，这本是与僧家生活和精神紧相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林下风流”，似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说：“东坡言僧诗要无蔬笋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对那种最能反映诗僧生活状态的蔬笋气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认可呢？苏轼诸人的说法其实是要把一切诗歌创作都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中，而抹杀其应有的独特性。这一点，甚至和苏轼本人经常在诗歌理论中所表示的对多样化的追求也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宁可理解为是他的一时之言，因为，从他的一些具体作品来看，也是并不缺少“蔬笋气”的。话又回到志南的这一首诗，朱熹称赞其没有蔬笋气，也是从士大夫的立场说的。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蔬笋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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